交流交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恒宇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一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纽带，深深渗人中国人的性格、心理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之中，成为各民族交流融汇的桥梁，成为东方与西方沟通时凭借，成为未来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中华民族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其秘密在于文化；在于这种多元一体文化所铸造的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的民族精神。
几千年来，内蒙古大地上生存繁衍着蒙古利亚种华北型为主的人类圈。他们的语言大多属阿尔泰语系，这些民族主要有商周的戎狄，秦汉的匈奴，魏晋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两宋的契丹、女真，元代的蒙古，明清的满族。
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马背)文化，导致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王昭君出塞，实现胡汉和亲，就是最好的见证。鲜卑文明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实现了农、牧文明的第二次大融合。蒙古文明把草原文化推向鼎盛时期，成吉思汗集北方少数民族文明之大成，建立蒙古汗国，开辟了亚欧通道，促进了东西文明的交融；忽必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费孝通先生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由匈奴人统治的大统一局面，即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匈奴人拥有长城之外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这一广大地区，也就是北方的统一体。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
中原与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历史上多记载其相互之间的争战。事实上，战争与和平相比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牧人需要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茶叶、酒；农夫需要畜力、肉食、皮毛。这种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或"茶马贸易"。一部草原文化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互相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一部多种文化在草原地区相互叠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创造出新的更加辉煌文明的历史。其中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不断地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交流、相融合，既促进了北方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也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活力，更加多彩多姿。
内蒙古现存的本土原生少数民族蒙古族、"三少民族"和各族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文化，还有北方草原历史上生存过的古族和古文化，是中华历史、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族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从文化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中华文化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三个经济文化区，由北向南为：蒙古高原及东北和青藏高原畜牧渔猎文化区-简称草原文化；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文化区-简称黄河文化；长江流域及其南部的稻作农业文化区-简称长江文化，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划分。阴山山脉、秦岭山脉、南岭山脉-这三条东西走向的山脉是文化区域的分界线。
从前我们把黄河中游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当代考古界权威认为，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上，这样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这样的定位，中华文明史比巴比伦、埃及、印度少了一千年，事实是，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更符合历史的原貌。苏秉琦先生提出，内蒙古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学术界认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
我们可以这样勾勒：从关中西起，渭河入黄河经汾水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内蒙古赤峰老哈河、辽宁大凌河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这个文化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
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罐，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纹，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内蒙古草原的东部、南部已经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与熔炉。
中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北方的草原文化与中原黄河文化及南方长江文化、岭南文化是多条线发展又互有交错，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互不封闭；三大文化互相交汇、撞击，相互影响、作用，不断重组，不断创造新质文化，萌发蓬勃生机；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总之，多元一体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具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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