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四次台海危机
台湾海峡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重要战场。由于美国的插手，这种斗争变得复杂与微妙。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台湾海峡爆发了4次危机。这其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政治、军事、外交、宣传等多种斗争形式，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策略，将台海斗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第一次台海危机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但是其背景要追溯到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便开始寻求退守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借助台湾海峡的阻隔来苟延残喘。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筹建新中国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实现全国统一。1949年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随即根据中央军委的批示着手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就在解放军解放台湾指日可待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和支援邻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共中央在权衡后作出了出兵抗美授朝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这时候，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大转弯，由原来所谓的不介入变为直接介入，由“弃蒋”变为“扶蒋保台”。同时，派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同时也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中央和中国政府中止了原定的1950年进军台湾的计划，从而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实行“放蒋出笼”的政策，公开宣布“不再限制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并随之大量增加对台湾的经济援助的军事援助。由于有美国在背后撑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急剧膨胀，加紧对沿海地区的袭扰。为了反对美台缔结条约和美国对台湾控制的阴谋，打击台湾当局对内地的破坏和袭扰，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予以反击。
1954年7月23日，日内瓦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显示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决心，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能忘记台湾还未解放，不消灭蒋介石集团，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
所有这些，既是对美台相互勾结阻挠中国统一阴谋的揭露，又是向人们发出了即将采取军事行动和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惩罚的信号。
1954年9月3日，秘密集结在福建厦门、莲河的解放军炮兵部队向金门发动猛烈炮击，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7艘，摧毁国民党军队火炮阵地9处，揭开了第一次“台湾危机”的帷幕。9月22日，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给国民党军队沉重打击。11月1日，解放军出动空军对大陈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海军也出兵浙东海面，击沉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舰“太平”号，夺取了大陈地区的制空、制海权。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发动了对一江山岛的进攻。这次战斗是解放军有史以来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经过一天的顽强战斗，完全占领了一江山岛，全歼击守敌，一江山岛回到了人民手中。
1月30日，中央军委命令空军猛烈轰炸大陈岛，浙江前线指挥部也下达了攻占大陈岛的预先命令。在解放军猛烈的空中轰炸和坚定的作战决心面前，蒋介石胆怯了。2月5日，他命令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陈岛，2月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大陈岛。
一江山岛作战后，美国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解放军目前正以武力解放台湾，因而发出了战争叫嚣。
远东局势紧张，亚非许多国家为此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适时地采取措施以缓和远东紧张局势。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紧张局势。”声明发表后，杜勒斯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国举行双边会谈。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共中央对台海的斗争方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第一次台湾危机随着中共中央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展开而逐渐缓和下来。
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促成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落实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台湾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台湾当局主动向内地挑衅，加强海空袭扰，加紧反攻内地的准备。在这种背影下，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炮击金门。
1958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将“按预定方案向金门炮击”的命令传至福建前线指挥部。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奉命向金门岛的国民党防卫部队和炮兵阵地等重要军事目标发动炮击，2600多发炮弹先后逐群地从不同方向，准确地落到金门北太武山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军一下子被打懵了，2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向我军发射炮弹2000多发，但是很快被解放军的炮火压制下去。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解放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震惊世界的第二次台海危机拉开了帷幕。
从8月23—25日3天内，约有10万发炮弹射向金门岛，重创了国民党驻守部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战斗史上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炮战。为了打击金门国民党军队的补给线，封锁金门。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海上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并且利用强大火力封锁金门机场，狠狠打击在金门机场直降的运输机，迫使国民党停止飞机运输作业。至此，金门、马助完全处于解放军强大的炮火控制之下，解放金门，已经如同探囊取物。
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并没有解放垂手可得的金门。因为金门炮战，引起了美台之间、中美之间一种复杂的关系，炮击金门再一次使美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占领台湾，由此不可能对金门、马助坐视不管。但是，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想制造“两个中国”，让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划峡而治”，对金门、马祖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眼中，金门、马祖，也就失去了“反共复国”的信心和希望，所以，蒋介石极力对美国提出的撤离金门、马祖的建议，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在记者会上公开指责起来。
美台在金门、马祖问题的分歧和争吵，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了同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作斗争，中共中央适时修改了对金门、马祖的作战方针，决定不攻占金门、马祖，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手中，以便于以后一揽子解决。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并宣布从即日起1周内停止炮击，让国民党恢复补给，但是以美国人不得护航为条件。10月21—23日，杜勒斯到台湾，再次胁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被蒋介石拒绝。为“欢迎”杜勒斯的台湾之行，“增强”国民党固守金门的决心，福建前线部队恢复炮击。
金门炮战打击了美蒋气焰。毛泽东多次对外宾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联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炮击金门中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此后，在金门炮战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争景观：对金门只单日打炮，双日则不打炮。到后来，福建前线部队又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
第三次台海危机
尽管50年代中后期的两次炮击金门有力持打击了美蒋的嚣张气焰，狠狠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但是美国的阴谋活动丝毫没有收敛，蒋介石依然固执地做着“反攻复国”的迷梦。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盲目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国民经济发展遭遇挫折，加上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在国际上，道德是中苏关系破裂；其次，在中国西面，中印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进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度当局不断地在边境向中国挑衅5，制造了一毓的流血事件。对此，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但是，印度得寸进尺。忍无可忍，则无须再忍，中国政府发动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来。1962年4月，蒋介石在新竹召开军队高级将领会议，命令部队登船待命，摆出一副将要开展军事行动的态势。此时，中国四面八方都出现了不利于我的情况，尤其是东面和西面。但是，毛泽东认为：我们的主要敌人在东面，东面是敌人的头；西面是次要方向，是敌人的尾，不要上了敌人的当。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在对中印边境态势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将整军备战的重点放在东面，将注意力放在台湾海峡。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南沿海部队实行紧急战备，迅速调整部署，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兵力，并且制定了坚决不让敌人登陆，歼敌于滩头水际的作战方针。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和美国的政策有着十分明显的矛盾。美国的态度是既不会放弃台湾，也不支持台湾对内地进行任何进攻的尝试。6月末，美国的第七舰队加强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既是为了显示美国占据台湾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对内地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的企图也就落空了。但是，台湾当局似乎还不死心，采取小规模武装侵犯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扰乱内地的人心。对此，中国政府泰然处之，来敌必歼，让偷渡敌人有来无回。从1962年10月——1965年1月，解放军、公安部队和民兵共歼灭偷袭内地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共594人，击沉和缴获各型船舴24艘，长短枪共400多枝。
第三次台海危机也随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的流产而渐渐平息。
第四次台海危机
1966年，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国内局势相当混乱，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野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使得台湾当局无机可乘，两岸陷入了长期的军事对峙。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揭开了两岸关系的新一页。1987年，蒋经国开放台湾同胞赴内地探亲，打破了海峡38年的禁锢，两岸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好景不长，1998年1月31日，蒋经国在台北逝世，当晚8时8分，李登辉宣誓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台湾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李登辉上台之初，由于政权未稳，摆出一副“萧规曹隋”的架势，继续执行蒋经国晚年的内地政策，蒙蔽了许多人。然而，当他在权在握后，其“台独”的面目就逐渐暴露出来了。他的一系列“台独”谬论，引发了台海的紧张。1994年4月，台湾当局借台湾游客在内地被歹徒抢劫杀害的“千岛湖事件”对内地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并且宣布停止两岸文教交流活动，“台独”势力借机掀起一阵“台湾独立”的狂潮，两岸关系跌入低谷。1994年4月30日—5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转载发表了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录《孤岛的痛苦——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引发了海内外极大的震动。中国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批判李登辉的文章，两岸关系再次再现紧张迹象。1995年6月，李登辉经美国政府允许访问美国，致使两岸本已十分紧张的局势出现了危机，平静已久的台湾海峡爆发了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危机。
为增强保卫祖国的实战能力，警告破坏中国统一的“台独”分子、分裂势力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势力，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与东海、南海展开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
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的关注更是到了让人费解的地步。1996年春，美国借机生事，从国会到政府，从学者到议员，对中国地军事演习进行无理指责，并且公开叫嚣“保护台湾”，公然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入台湾近海，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公然表示支持美国海军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还扩大对台湾出售武器，增强台湾当局武力拒绝统一的能力。美国过火的表演和恶劣的行径加剧了台海危机。
针对美国对中国军事演习所作出的反应，中国政府作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96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国军舰在公海行动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如果有人公开叫嚷，要让美国第七舰队介入，甚至有人提出要保卫台湾，那是非常荒唐的。第二天，另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再次提醒美国政府，不要给台湾错误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纵容、支持台湾当局的分裂祖国活动，如果台湾当局错误地理解美国这个信号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随着中国军事演习和台湾“总统直选”的结束，岛内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两岸的对峙依然存在，岛内的分裂与“台独”活动仍然猖獗，台湾海峡依旧危机四伏。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现，为解决台湾问题率先垂范，也为缓和台湾危机提供了契机。但是，台湾当局却无视这个良好的历史契机，在“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一家电台采访时公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两国论”，使两岸关系降到冰点。李登辉的言论遭到海内外华人的声讨。1999年9月上旬，解放军南京、广州军区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在浙江、粤南沿海举行了大规模的诸军兵种渡海登陆作战演习，显示了军民万众一心、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2000年5月，推行“台独”路线的民进党通过不提李登辉的“两国论”，但是实际上推行的就是“两国论”。“台独”即意味着战争！由“台独”分子引发的第四次台海危机至今还没有缓解的迹象。台湾当局何去何从，解放军三军将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将拭目以待！
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考
内蒙党委统战部研究室 吴晓燕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从而确立了法治与德治并兴的治国方略。为进一步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就必须准确把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涵，深入研究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内在机制，正确理解和阐释"以德治国"这一古代儒家的治国方略及其与现代德治的区别和与法治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法德并治"的治国方针，收到标本兼治的治国良效。
一、法治与德治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指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作了高度概括："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主义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99年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把"依法治国"的内容写入《宪法》。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以法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形式和制约机制，以限制和正确运用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人民要当家，国家要守法.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和理论，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并有古代和现代之分。
古代的法治又分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和欧洲古希腊的"法治"。中国古代"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的，法家主张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生"，显然与儒家的"人治"相对立。从这一点讲，法家的主张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但是法家提出的"依法治国"的主张又是与他们"法生于君"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处于专制权力的从属地位，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法家的"法治"，始初相对于儒家的礼治、德治而论，它也完全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一种治国方略。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终究演变为儒法合流，形成了以维护等级特权为特征的封建君主专制，它不可能跳出人治--专制的怪圈。欧洲古希腊的"法治"，是以亚里士多德"法治"学说为代表。他反对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即贵族政体，也反对平民政体即穷人为主体的政体，主张建立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提出了"法治应优于人治"的著名命题，鲜明地反对"贤人政治"即人治的观点。这与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出现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权威的言论思想。这种言论和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和法治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
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特别是宪法紧密不可分的，几乎是与宪法同时产生的，现代法治包括资本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资产阶级法治，是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提出的，人民拥有权力，政府受命于法，即"保障民权，限制政府"，并以此构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理论基础。但是保障民权，限制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资产阶级在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的背后，精心地设计民主程序和防范条件，力求将民主控制在可"容纳"的范围之内。但是，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等，却标志着国家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从表面上看国家权力不为个人所专有，权力也不是世袭制。
社会主义法治是更完善、更高层次的现代法治。这是基于人民普遍享有国家管理的权力，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它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是人民政府。这种民主共和政体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议会手中，在我国掌握在人民代表大会手中，其核心是反对个人的专制和独裁，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确立了法的权威，在发挥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职能，反对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保障公民的权利等方面，有了明显的飞跃，并指明了法治的方向。领导人的权力不能置于法律之上和法律之外，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限制。对于政府及其领导人来说，如果他的权力不受法律制约，也就无法维持其有效控制社会的能力。总之，现代生活的实质是以宪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总章程，并以此构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原理，其显著特征在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
（二）德治的内涵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法德并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孔子要求"为政以德"、"为国以礼"
（《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修己以安百姓"，"约之礼"则"可以弗畔"，"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回主之民来归"，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政者正也"，"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为？"。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至于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并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矛头主要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主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在儒家中，存在着抑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以有德的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也可以认为是监视行政官僚行为的制度。体现着道德?“礼”、"乐"、"道"对君主运用权力、对法律有着巨大的指引和制约作用。
鉴于权力腐败、社会腐败滋蔓，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滑坡，缺德的权力行为屡见不鲜，"以德治国"的口号适时而生。正确理解和阐释这一古代儒家的治国方略及其与现代"德治"的区别和与法治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将"以德治国"仅仅解释为对老百姓实行道德教化是片面的，"德治"固然有此意，但并未抓住要害。"德治"的关键在"为政以德"，在于用为政的道德（行使权力的政德、官德）约束执政的官员。
现在提出："以德治国"，首先应当有批判和有选择地继承先秦时期的孔孟思想，把锋芒与重点放?quot;为政以德"的原则上，以道德义务约束执政者，以法治和道德权力去制约、监督各级官员，克服和防止权力的腐败。"正己然后正人"，"治国必先治吏"，只有领导者树立了道德权威，才能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文明教化。
讲以德治国，还要防止把道德过分政治化。文革时期，大讲"一大二公"，"毫不利己"，将道德变为政治教条，以之作为衡量政治和经济上姓社姓资、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依归。以大搞"斗私批修"的道德化政治运动作为治国方略，重蹈古代"人治下的德的覆辙，结果于国于民，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决不能再重复过去的悲剧。
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一）基本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基本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道德。基本道德包括：公平、诚实、信用、尊重人权、协商、合作、秩序、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基本道德的精神是权利义务的统一。我们应通过以下几点加深对基本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理解：
1、基本道德是法律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法律的道德基础的主体。正因为基本道德与法律同是对人们行为的最低要求，而且行为模式的内容也非常接近。所以，部分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转化为法律规范，部分基本道德原则可以转化为法律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基本道德的认识也会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本道德规范都可以成为法律规范，基本道德也有相对于法律的独立的作用空间。
2、树立基本道德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基本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灌输基本道德意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例如，树立尊重他人（包括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道德意识，有利于减少侵犯他人生命、人身自由、财产的违法犯罪活动；树立诚实信用的道德意识有利于提高合同的履约率等。
3、重视基本道德的教育有利于推动法制的进步。在基本道德和非基本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西方重视基本道德，把基本道德作为整个道德体系的主要部分，在此伦理氛围下产生了法治观念。中国的伦理传统重非基本道德轻基本道德，即重奉献道德、轻公平道德。非基本道德的伦理传统加上法律手段强制推行道德的作法产生了德主刑辅、严刑峻法、人治等观念和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缺陷一是重思想道德建设轻法制建设。二是重奉献道德轻公平道德。这种倾向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过于强调非基本道德（奉献），忽视基本道德（公平），不利于树立公民的权利意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公平道德（互利观、权利义务统一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主义道德片面地理解为仅包括奉献道德。非基本道德必须建立在基本道德的基础上，在进行非基本道德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基本道德的教育。
（二）非基本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非基本道德是超基本道德要求的道德。非基本道德包括：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见义勇为等思想和行为。非基本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奉献。非基本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如下：
1、在一般情况下，非基本道德不能转化为法律。将非基本道德转化为法律的实质是道德与法律的不分化，在实践中将产生极大的危害。
2、在特殊情况下，经法律特别列举，也可以将非基本道德转化为法律。将非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必须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必须规定严格的条件，如规定在他人处于严重危难，予以帮助无须付出生命、健康、财产代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救助的法律义务，第二，必须由法律特别列举。无法律特别列举不能任意采用。第三，选择合适的生效时机。在犯罪率较高，公民守法水平较低，社会道德水平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将非基本道德法律化将不利于集中力量制裁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违法犯罪行为。
3、法律应对高尚行为给予奖励、帮助。对于非基本道德的高尚行为，法律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法律虽然一般不强制人们做善事，但却可以对高尚行为给予奖励、帮助。例如，应制定《捐助法》，设立见义勇为基金，规范善款管理和使用行为。对因见义勇为而遭受财产、人身伤亡的人员及家属，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又如，新刑法中规定无限防卫权有利于鼓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高尚行为。完善上述制度有利于弘扬奉献的美德，促进非基本道德的发展。
可见，基本道德与非基本道德的特点不同，它们与法律的关系也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实现基本道德和非基本道德的共同进步，处理好它们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才能推动道德建设、法治建设，乃至整体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正确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运用德治来消解法治确定性和普遍性的负面影响
法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确定性和普遍性，具有明确、具体、规范的表现形式。法律通常是由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条约等规范性文件和国家认可的判例、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形式在客观上保障法的普遍适用性，不必因人因事因地而适用，执法过程都按照特定程序进行，形式简单而又有效率，从而能够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在一定条件下稳定不变的形式性必然排斥特殊性，因此当其不得不适用个别情况时，时常会背离法的公正初衷和根本目的，使得某些情况下法的一般正义的获得以牺牲个别公正为代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现实状况。在这种处境下，加强德治的建设是解决这一困难的有效途径，道德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实质合理性，追求精神、思想上的善良和高尚，很少有具体的道德规范和明确的表现形式，具有模糊性、多元性、个体性、层次性和灵活性的特点。道德可以因地因人而异，为不同的社会成员，甚至不同的条件下的同一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在一个国家的特定时代通常存在多种道德观念体系，"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先私后公"是同一时代不同层次的人的道德信条，这种灵活多变的特点能适应不同层次的人的不同要求，能够充分尊重人的个性特征和自由权利，但缺点是难以形成统一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使其缺乏普遍有效性，使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将重"形"之法与重"神"之德相结合，唯有使法和道德有机互补，交错构建，才能使由此所维系的法律和道德秩序获得契合和支撑。
（二）运用治本的德治来弥补治标的法治的不足
他律的法律和自律的道德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二者都是治国不可缺少的举措和手段，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和法奠立的共同基础。但就二者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效果看，法律重在治标而道德重在治本。他律的法律构筑了控制人们越轨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起警示社会成员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外部行为的约束。道德则从调控人们不良行为的内心第一道防线即行为动机入手，防范于未然，并注意通过潜移默化的力量来塑造人的灵魂和品质。社会调控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所控制的，所以要实现良性的稳定秩序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法律只能是一种主要约束人们行为的事后治标之策，道德则可以起到约束调控支配人们行为的内心思想的治本的作用。惩治违法犯罪分子不仅要控制其行为，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其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预防、减少直至消灭违法犯罪现象的作用。因此，法律快速但仅治表和道德治本却缓慢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都只能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范围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治标不治本的弊端，走出"法治万能"或"法治浪漫主义"的误区，在推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切不可忽视而应强化精神文明尤其是道德教化的巨大作用。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的自律，不能把"外在法庭"变为"内在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持的法治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任何他律都只有转化为自律后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法治秩序的他律性要求中蕴涵着自律性要求，这需要由社会成员内心的自律秩序来满足，道德自律永远是法律他律的理想目标。因此为了有效地调控社会和从根本上治理国家就必须将他律的法律和自律的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从眼前看，法律的他律见效快，而从长远看，自律的治本更为重要，只有法德并举、双管齐下，才能在相互配合中标本兼治并长治久安。法律与道德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此优正好是彼劣，因此必须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缺一不可。法德并治是法律与道德辨证关系的必然要求，是有效治国的必然选择。古人尚且认识?quot;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今天更应该将法治的"确定性"、"普遍性"及"一元性"与德治的"灵活性"、"个体性"及"多元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扬弃传统德治的基础上坚持"法德并治"的治国方针，这样才能收到标本兼治的治国良效。
以开拓创新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2002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要召开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随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统一战线各项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各级统战部门和广大统战干部要开拓进取，真抓实干，联系实际，狠抓落实，使2002年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学习贯彻年、调查研究年、换届培训年和作风建设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1、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虽然贯彻落实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贯彻落实工作的深入，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下大力研究解决。各级统战部门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要一如既往，再接再厉，真正把有关政策规定落到实处。2、加大调研力度，以理论创新推动各项工作的创新。理论创新，不是胡思乱想、凭空杜撰，而是对客观真理的新认识、新把握，对实践经验的新总结、新概括。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围绕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中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大胆探索，以新的思维方式，用新的研究手段，从新的角度研究和回答当前统一战线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真正当好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参谋助手。理论创新的基础是调查研究。各级统战部门要把调查研究工作列人重要议事日程，贯穿到所有工作的全过程。理论创新必须以推动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促进统一战线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指导和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3、切实做好换届工作，为新世纪党与党外代表人士合作共事奠定组织基础。做好各方面党外人士的换届安排工作，是今明两年统战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注重培养、促进选拔、备用结合、形成规范的要求，认真做好今明两年党外代表人上的换届工作。搞好换届工作，核心是选好人，在完成组织上新老交替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交接。基础在培养好党外干部。要加大党外干部安排的力度，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提高。4、加强和改进抗战部门的作风建设，全面提高统战干部的素质。
王兆国同志按照六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结合统战部门的工作实际，提出了“五个倡导，五个力戒”，指出了统战部门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基本要求。各级统战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努力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具体措施到位，督促检查到位。通过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全面提高统战干部的素质，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责任和历史使命。
蒋介石曾秘邀毛泽东访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