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笔墨倒置"
-----翰墨因缘—李可染书
"文革"结束后，我赴北京参观" 苏联现代画展"，毕竟是属西画，我更
喜爱国画，总觉"眼不饱"， 想去拜 访些国画名家以弥补。当时文艺正在复兴，大家都忙着，不好意思去打扰了；但又克制不住求知渴望，身不由己地往三里河方向走去，在李可染先生画室门前，正好遇上李小可，我说明来意，声称十年前就已有你父亲的画了，主要是想看望一下老人家，别无他意。大概可染先生听到我们的对话，把门打开让我进去，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那幅当年出版挂历的画--"铁拐李"。我说："原来挂历的画与原作一样大，画上题'你挤我、我挤你'、很有趣.可染先生说："这是三十年前旧画，拣起来重题字的。"又看两个大镜框装着"漓江胜览"、"黄山烟霞"，我认真仔细拜读着。他那刚健清新，深雄壮美，凝重深邃的山水风范，深深打动着我，我请教一些具体技法，他说："我画山水很慢，一幅画要染很多次，画山水要层次深厚，就要用积墨法。"突然他问我："吴作人访福建回来很赞美武夷山，要我去看看，武夷与桂林、黄山有何不同呢?"我随口答道："桂林如美女，黄山如美男子，武夷就像半男女了。"
自觉比似不雅，见墙上挂着郭沫若对联，乘机又说："郭老游武夷曾赞，'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如武夷一小丘'。"此是传说，口说无凭也觉不当，我只好介绍起两年前陪同上海唐云、朱屺瞻一行十多位游览武夷盛况，并邀请可染先生也能到武夷一游，他乐呵呵地说?quot;我很想去看一下这半男女的武夷呢。"可惜后来他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然谢世，他渴望游览武夷的愿望未能实现，留下无尽的遗憾!我已心满意足，不敢久留便告辞，当我脚已跨出门槛，突然背后他手搭一下我的肩膀说："见一面不易，再过十年可能就……"大概说下去是不吉利的话就打住了，"我写二字给你留念吧!"他慢慢运笔从左侧开笔写"因缘"二字，接着往右开弓写"翰墨"二字，我才恍然大悟他是反倒着写，原来是"翰墨因缘"四字，这样写好处是揖让避字与字之间紧密拥合，较好经营位置，而且手腕也不会弄脏，想起以前他给我画孺子牛图也是从左至右面法，先画牧童，再在牧童屁股下画牛身，后画牛头，最后才用浓墨点牛眼和鼻。他不管是画还是字，运笔最大特点是极慢，无怪乎他说跟齐白石学画十年，惟悟出一"慢"字。只见他题款：岁次甲子冬月可染题铃朱文圆章"李"印和白文章"可染"印。他盖印与别的画家不同，有一套严谨程序，所以印色效果特别好，我
问他在山水画角落黑黑盖上朱印很美，是用什么印泥，他答道是齐白石送给他三两印泥，现在快用完了。我说待我回福建后给你寄最好,漳州八宝印泥"李可染先生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孜孜以求，对祖国山河无限爱恋的炽热情感，对晚辈年轻人的殷诚教诲、平易近人的态度，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朱文铸） 。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对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但无论如何，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也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
有的听取， 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 (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还有其它一些。毛在建国初期的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这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的作风，恰与其后期形成鲜明对照。
黄炎培是勤奋的人。从1949年开始，他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建国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毛也是勤政的，毛亲笔给黄书函六十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喧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无论如何，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千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一九六五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炎培溘然长逝。1965年l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文革后黄的名字被人们屡屡提起，与文革之前恰成鲜明的对照。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的年代，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了。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延安传到了山城，入们奔走相告："毛泽东先生应邀就要来重庆谈判了!"
1945年8月28日，是连遭战争灾祸的中国人民和平有望的一天。这一天，重庆上空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几百名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各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早早地来到了九龙坡机场。他们在阳光下，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地等待，盼望着身系天下安危的毛泽东的到来。
下午三时，一架标有"美国姑娘"号字样的银色飞机，在跑道上还未落稳，人们就象潮水般地涌了过去。可是，机舱的门并没有马上打开，原来这架飞机不是从延安飞来的。飞机里坐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还有民主党派领油张澜、沈钧懦、章伯钧、左舜生、谭平山、黄炎培，还有新从苏联归来的郭沫若夫妇等。
三点三十分，蓝天出现两个黑点，嗡嗡的马达声由远及近，飞机上的一颗五星也渐渐地出现在眼底，这时休息室的人们都走了出来。
几分钟后，一架草绿色的军用飞机平稳着陆，机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机舱的门开了，毛泽东主席由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陪同下弦梯。在场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五十二岁的毛主席身材魁伟，容光焕发，头戴盔式巴拿马帽，身着蓝布中山装，脚下穿一双黑皮鞋，步履矫健，举止庄重。他站在人们面前，任记者们摄下这一伟大时刻的历史镜头。
"好了吧!"张治中将军想拨开一条路，劝说围着他们忙碌的记者。
可是，有人还不满足，嘴里对赫尔利嚷道："大使先生，靠近一点。"
赫尔利遂与毛主席并肩而立，抚着八字胡说："这场面真象好莱坞"
当张治中将军把周至柔将军介绍给毛主席时，中外记者又一拥而上，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毛主席微笑着，用陕北口音向他们反复表示："很感谢！"
但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却一直被挤在人墙之外，他们翅首踮脚，还是无法接近毛主席。特别是年纪大、身材小、体力差的沈钧儒先生，他使劲在入缝里挤着喊着"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这情景被在一边谈话的周恩来副主席看到了，他灵机一动，把夹在腋下的一个大纸包往空中一举，声音宏亮地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边来取吧!"话音未落，一大群记者被引开了。沈钧儒先生和毛主席握手问好的时候，周副主席微笑着才向记者散发了毛主席的书面谈话。
这时，毛主席又在人丛里发现了银髯飘飘的张澜先生，不待介绍，就走过去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先生也握紧毛主席的手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主席又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寒喧之时，周副主席又安排毛主席同张澜、张治中、邢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
四点整，毛主席登上一辆轿车，赫尔利送毛主席一行前往曾家岩张治中公馆。沿途市民们都敏感地觉察到："车上坐有毛泽东先生"。纷纷议论说："毛泽东先生来重庆，这回和平有望了。"
1950年11月间，大画家齐白石的家乡湘潭县茶恩寺乡开展土改运动。由于齐家收过地租，齐白石本人又常居京城“赚大钱”，便被工作队划为“地主”成分，并准备收集材料，对他家人进行批斗“。齐白石获悉后，十分纳闷，因为他出生在一贫如洗的农家，4岁就给地主放牛，7岁上私塾后，因买不起煤油，晚上总是以松明点火为灯习画习字；14岁学木工，凭苦力吃饭，以后成为“雕画匠”，收入亦甚微。直到1920年定居京都后，他仍过着“瓦壶天水菊花茶”、白盐青菜 子饭“的清贫生活。如今，竟与“地主”挂上钩，齐白石自然想不通，就去找挚友徐悲鸿商量。徐悲鸿出点子说：前些日子，毛主席接见文联代表时，还从当年名画家黎松安的一首诗谈论过你的画艺人品，何不直接上书给他!于是，l951年元旦后，齐白石写了封信给毛泽东，介绍了划定家庭成分的详细情况。信中说：“我在老家确有两栋房屋、几亩水田，不过，并非剥削之财，而是用自己的卖画收入购置的。解放后，房屋由我的儿孙居住、土地由他们耕种，也有一两亩地曾租给邻近农民，收取少量租谷以养家糊口。我认为自已是脑力劳动者，之所以买田置地，目的是逃避货币贬值，而不是为了剥削。我愿意将土地交给政府、教育子孙勤耕守法，但希望不要把我划成地主，也不要批斗我的子孙。因此特致信主席，请求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如蒙垂照，则曷甚感激之至。“ 毛泽东接到此信，在信笺上用铅笔批道：“请王首道同志转交湘潭县委研究处理。”
毛泽东同时也给齐白石亲笔回复了一封信：白石先生：来信收悉，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不久，湘潭县委接到毛泽东的批示，责成工作队重新核实查对，按政策征收了齐白石的几亩耕地，但对他家不挖“浮财”、不划他的地主成分。
王首道将处理结果汇报后，毛泽东在电话中高兴地说：“白石老人实事求是反映了情况，我们就应该还他一个实事求是的结果。另外，黎松安的一首诗，也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当时这位画坛老前辈想不到今天有土改、更想不到齐白石会被划为地主，他早已实事求是地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档案。”
毛泽东屡屡谈及的一首诗，原来是黎松安写齐白石的诗作：
难得当年快活时，
贫家只有老松知(老松即指黎松安)。
不妨四壁烟如海，
燃节为灯夜画诗。
l951年12月的某一天，梅兰芳一行 80多人，由北京出发，第二天抵达沈阳 (旧称奉天)。梅剧团来东北演出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批准的。因为当时的环境很不好，社会不太安定，又怕美蒋特务从中破坏，因此，对梅剧团的接待中央有极其重要的指示，并做了极其周密的布置安排。梅兰芳同其主要亲眷住东北交际处，其余的演职人员住在东北旅社。在当时，这都是设施和保安一流的住所。头场演出，就在梅兰芳一行准备到剧场化妆之时，却从东北京剧院传来一个紧急电话，由抗美援朝战场上运回祖国的志愿军伤员太集中，医院等许多地方早已安排饱和，再也没有临时地方可以安置，就让伤员进入了东北京剧院。因为这里较为空旷，可以救治和处理。据说当时楼上楼下一共住了两千余人。门外是要看戏的戏迷，他们马上要进戏院，可是，剧院里却住着两千多位志愿军伤员，这怎么办好呢?这令当时主管事务性工作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他们一面汇报一面同梅兰芳先生商量，是不是可以取消这场演出，或者换个时间再补上?梅先生说不行。明明白白做人，认认真其演戏是祖上为我们留下的古训，我们千万不能违背。让我去剧场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说明情况。大家一听就连连阻止，说这万万不行。如果遇到了“炸场”，那可怎么办?再说国民党特务可能时时会出现，如果您有个好歹，我们可担待不起。梅先生执意要去。负责接待的金良模先生一面紧急部署保护力量，一面向省委和中央周总理汇报，请求援助力量。这时，梅先生着便装来到了东北京剧院，大家都为他的大胆行为捏着一把汗。梅先生站在台上，首先向志愿军伤员，以及广大医护人员致敬。然后，他向在场的人们说，你们都是有功人员，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全国人民都欢迎你们回国养伤。但是，今天的事情出现的太突然。是先卖了票，再有你们住进来。做艺要讲究“德”，到开场没看着戏，人家会怨我梅兰芳不讲义气，不讲信誉，对不对?梅博士又十分动情地说，日本鬼子打来中国，我蓄须罢演，是一种民族气节。今天我请大家申明大义，是为了讲道理、讲义气，还要讲信誉。到东北来演出，也是为了咱新中国的繁荣和发达。东北是全国的火车头，我应该来。可是，第一场演出就有麻烦，言而无信，今后我将如何为人?还请大家体谅，你们说是不是?这时，梅博士向全场的志愿军伤员说，今天晚上请大家配合，我将另外安排一个晚上，专门为各位演出一场，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大家听梅博士这么说，都热烈地鼓起了掌。正在这时，有关部门业已安排学校和宾馆负责接待伤员，并调配人员开始帮助伤员们撤离剧场。过了一段时间伤员撤离结束，观众开始进入剧场。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常的现象。梅剧团的有关人员开始正常的演出准备，梅博士也进入化妆间，开始化妆。梅夫人听说此事后急忙赶到剧场。当她知道事情已经解决，就放心地坐在旁边看着梅博士化妆。结果，当晚的头场演出十分成功，整个剧场连续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演出完毕，戏迷们聚集在台口不忍离去，直到梅博士卸妆完毕，着便装出现在舞台上，大家又多次鼓掌才不情愿地离开。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沈阳和其它地方的许多戏迷，竟然住在宾馆，连续看了全部多场演出，情形令人感叹。后来，梅博士果然实践承诺，为全体志愿军伤员演出专场，同样也受到了伤员及医护人员的热烈欢迎。
1985年1月5日那天，政协委员中的书画家刘海粟、李可染、董寿平、启功、魏传统、周而复、胡 青、黄胄、黄苗子、古元、孙英、丁聪、张君秋、常书鸿、潘素等纷纷来到全国政协礼堂二楼大厅。他们有的是书画界德高望重的宿星，因年老体弱平时不常出门；有的则十分繁忙，各种活动应接不暇，也较少参加政协的活动。这一天他们个个都兴致勃勃地前来聚会，是准备商定成立全国政协书画室，以开展经常性的活动。原来在1960年，全国政协就成立过书画室，开展过多次书画活动。书画室由陈半丁老人担任主任，当时刚刚年过花甲的陈铭德任顾问，平时书画家们人来人往，随时挥毫，都由他操劳、安排。老一辈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陈叔通、马叙伦等为支持政协书画室，特地赠送名贵的字画和文房四宝，还亲自参加书画室的活动。至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好转，书画室的活动也达到高潮。在书画家们几年来创作的百余幅字画(包括赠送的字画共有二百多幅)中，由画家吴镜汀、秦仲文、周元亮、董寿平四人合作，历时半个多月才完成，而由郭沫若题书“风景这边独好”的巨幅国画，堪称珍品。当时，由南派国画家关山月、傅抱石合作，毛主席题书“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国画己在人民大会堂挂出。吴镜汀等四位北派国画家的作品完成后，行家们纷纷称赞：“南派、北派各具风姿，江山、风景相得益彰”。可惜转年即1964年政协就成了“四清”运动的重点，政协礼堂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一阵秋风劲，书画室关门大吉。更有甚者，“文革”风暴起，军代表搞“斗、批、改“，竟把书画室收藏的二百多件字画、文物统统给“处理“了。待到乌云消散。山花烂漫的时日，政协再派人去寻找下落，已经大部无影无踪。独有郭、吴、秦、周、董五人创作的“风景这边独好”尚在，如今已物归原主重新裱糊，悬挂在政协礼堂的三楼前厅。时隔二十二年，多数作者作古，健在的精力也今非昔比，这幅巨画的艺术价值就更加非同一般了。说到书画艺术受政治逆浪的冲击，在政协礼堂还有一段值得记上一笔的插曲。那是1973年秋天，周恩来同志惦念着在“文革”中遭受种种磨难的书画家们，指示国务院机关负责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北京一些接待外宾的高级宾馆画画，其中包括政协礼堂。画家吴作人、梁树年、白雪石、肖淑芳、王叔晖、陆鸿年、田世光、金致贞、康宁等都安排在政协礼堂作画，历时一年有余。开始时他们一方面感激周总理的关怀，使自己又重新拿起画笔；一方面心中的余悸依然未消，怕“文革”初期的风暴再度袭来，画家们只管画，但不署名。后来国务院有关同志做了思想工作，他们才慢慢放开胆子，写上自己的大名。时至次年即1974年，江青点燃。“批林批孔”的毒火，矛头直指周总理，一手制造了“黑画“事件。说什么黄永玉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居心何在？什么李苦禅画的“残荷”、“败叶”，什么“三只老虎”就是为林彪“招魂”，统统是攻击“文革”、诬蔑“大好形势”的大毒草。这股黑风也刮到政协礼堂，上边派了十余人组成的检查组，对已经画成并悬挂在大厅、会议室的画一幅幅进行检查。当时全国政协机关的负责人也吃不住劲。且不管哪幅画是红或是黑，三十六计，“收”起来为上计。于是，画收起来了，书画家也扔下画笔，各自回家去了。
艺术家们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9年，全国政协文化组曾经在政协礼堂三楼召开一个盛大的书画会，书画家们挥毫上阵，歌颂艺术的新生。今天，书画家们聚会，满怀喜悦地宣告新的全国政协书画室正式成立。他们一致推选耆宿刘海粟担任书画室主任，精力充沛的华君武、黄胄、黄苗子为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会长方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副秘书长杨拯民等到会祝贺。
座谈会告一段落，书画家们兴致勃勃地即席挥毫。大家推举刘海粟领先开笔，刘老当仁不让，十余分钟便画出一幅“秦少游咏藤写意”，画面上葡萄果实累累。方毅同志大笔一挥，在一整张宣纸上写下“墨海”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董寿平与启功合作，画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竹石图。黄胄提笔沉思，有人在一旁说：“来一头驴吧。”他笑了笑说：“驴不如马值钱，还是来匹马吧“。短短几分钟，两匹奔驰的骏马便画成了。黄胄先请方毅题字，方毅提笔写上“腾飞”二字，大家热烈地鼓掌。又请刘海粟题字，刘老再度握笔，写了“全国政协书画室成立纪念”，署名时幽默地写上“刘海粟，年方九十“。又是一阵掌声，祝贺他们三人合作成功。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登场，他笑嘻嘻地说：“这书画方面，启功先生称我张大胆，我不怕献丑“。他随即提笔画了几株果实沉甸甸的荔枝，还上了颜色，上书“大吉大利“。
一时间，政协礼堂的三楼大厅里笑声、掌声、称赞声溶成一片。六十年代便是政协书画室积极分子的董寿平感慨地说道：“二十多年前经常在这里写字画画的人许多不在世了，还健在的多数都已垂垂老矣!但是，我们今天的心情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书画界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书画事业的兴旺发达是毫无疑问的……“